新书推荐|《寰宇贞石图校理》

“教授于西南师范大学，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诣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稳，独得渊穆之度”。

这是启功先生对徐无闻先生的评价。徐无闻（1931—1993），四川成都人。字嘉龄，号无闻。原名永年，三十耳聋后更名“无闻”，室号守墨居、烛名室、歌商颂室等。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在文字学、金石学、碑帖考证、书法、篆刻、诗词等领域都卓有建树。

无闻公在对金石碑帖的研究中，对杨守敬的《寰宇贞石图》尤为重视，其中缘由在《〈寰宇贞石图〉浅说》中已有阐明。据徐先生的公子徐立先生回忆：“ 无闻公寝馈金石碑帖数十年，尤钟情于《寰宇贞石图》，……几十年来，无闻公在这套书上逐种批校，墨批、朱批、钢笔、圆珠笔均有，从字迹看时间很长，次数很多。涉猎的内容有：碑名、出土地、流传过程、现存状况、碑拓断代、碑之真伪及碑额、行款、字体、字径大小等诸多客观信息，其中许多信息是为众多研究者所忽略或未曾涉猎的。这套书在无闻公手里玩得烂熟，封皮破了、没了，书角由方磨圆，书页裂缝，总之外观颇不入眼。但每页的批校却非常精彩。”

校释手稿

批校原稿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无闻公对《寰宇贞石图》研究的全貌，本次出版保留了每页的批校，并将校释手稿本重新录排。

今有少量钤印本以飨读者。

《寰宇贞石图》浅说（节选）

徐无闻

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书家杨守敬选编的《寰宇贞石图》，至今仍是研究古代碑刻很有用的图录。尽管这部书有些缺憾，但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历代碑刻是我国一大宗宝贵的文化遗产。遍及全国各地的碑刻，至今没有一个确实的统计。即以一地而言，龙门造像记就有二千二百多种。民国时代，有搜罗原石千件以上的收藏家，收藏拓本达两万件以上的不止一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古代碑刻确是丰富的宝藏。我们从事碑刻研究，不可能遍览无遗，细大不捐，也和研究文学不可能尽读全集而需要选本一样，这就要求有撷取碑刻精华的选编。精选先秦至唐代碑刻名品为一编的《寰宇贞石图》，其地位有似于萧统所编的《文选》。

可是，《寰宇贞石图》并不等于碑文选。早在萧梁时，梁元帝便纂《碑集》百卷。这以后，历代都有人把碑刻作为文献资料，抄纂成书。但这种经抄录为第二手资料的做法不能使碑刻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碑刻作为文献资料，它的直观性和真实性，是一般古书不能取代的。碑刻作为艺术资料，如果离开了原碑原拓，艺术便不再体现。因此，历来的碑刻研究者，都尽力搜集拓本，乃至不惮登山涉水，寻访古碑。然而，拓本一般都较书籍昂贵，珍贵的古拓更是难得。加以碑拓多为巨幅，展读不便。于是从宋朝起，便有金石家缩摹碑图，集四方之碑于一编，缩寻丈之石于尺寸，力图再现碑刻原形。如洪适的《隶续》便绘有十几种汉碑，但为数不多，并且只能显示全碑轮廓和仿写碑额大字。清朝金石学空前兴盛，缩摹碑刻成书的有牛震运、褚峻的《金石图》，张燕昌的《金石契》，陈经的《求古精舍金石图》，冯云鹏、云鵷《石索》，刘喜海的《金石苑》，王应绶《百汉碑砚》，钱泳《汉碑缩本》等。这些碑图，一是数量较少，至多不过百种；二是历代名碑未能大体齐备，或仅限于一朝代一地区；三是缩摹的准确性不高，《百汉碑砚》虽极工致，亦难纤毫毕肖。直到西方摄影和影印技术传到东方后，古人梦寐以求的准确缩影碑刻的理想才能实现。首次利用这种进步技术来缩影碑刻的成果便是《寰宇贞石图》。

杨守敬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的革新精神，不是偶然的。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他二十七岁到北京，受到潘存的影响，奋力攻治金石学，节衣缩食搜购碑刻拓本。由于杨氏既是学者，又是书家，故能对碑刻有全面的认识和研究，把学术的考证与书法的品评结合起来。同治六年（1867年），他著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四卷，品评先秦至唐代碑刻二百八十五种。他在自序中说：“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故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碑帖，不复上窥汉魏。”《评碑记》虽然“意在论书”，而入选之碑，亦多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尔后的《寰宇贞石图》的选目已孕育于《评碑记》中。杨氏出身寒素而又笃好碑刻，深知搜求原拓之难，既得之后便很自然地想用复制的方法广为流播。从同治末年起，他就用双钩木刻编印《望堂金石集》。光绪七年（1881年），他随从驻日公使黎庶昌到了日本，这就碰上了他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的机缘，《寰宇贞石图》遂于次年（1882年）辑印成书，是时杨氏四十四岁。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杨氏七十一岁，又重新辑印了《寰宇贞石图》。两次辑印相距约三十年，足见这部书在杨氏学术生涯中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据日本学者中西庆尔着《中国书道辞典》所述，《寰宇贞石图》初印本是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承印的，重印本则为上海所印。初印本用中国单宣纸石印拓本缩影，略依时代顺序粘贴为五册，流传甚少，现已很难见到。笔者所藏一部与北京图书馆藏本逐页对校，拓本总数小有出入，约二百七十余种。上海重印本流传较多，用机制薄纸石印拓本缩影（有少数仍用宣纸），也略依时代顺序粘贴为六册。粘贴的底纸有两种，一是连史纸，木版印版框，版心有“寰宇贞石图”书名；一种则是低廉的毛边纸，无版框。笔者见过的五部重印本，拓片种数都有出入，连史纸的不到二百种，毛边纸的约二百三十种。以初印本与重印本对校，两本同有的约一百四十余种，初印有而重印无的约一百二十种，重印有而初印无的约八十余种。两本不计重复，共三百五十种。两本共有的一百四十余种中，据以影印的原拓本也往往不同。

《寰宇贞石图》这部书，不论是初印本或重印本，都是不完备的。没有序跋和必要的说明，乃至连目录也没有。重印本只有一点加工：每张缩印拓片的右边粘贴了硃印碑名小笺。因此，便有人不认为这部书是学术著作，甚至竟有意无意地抹杀了杨氏的著作权。这实在是不知杨氏成书的甘苦而发生的误解。《寰宇贞石图》的价值，或者说杨氏金石学的造诣，主要表现在全书所选的碑目上。

《寰宇贞石图》初印本和重印本，数量虽然有差异，但编选的标准和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杨氏锐意搜藏碑拓，到编选初印本时，已有丰富的资料准备。他兼有学者和书家的识力，做到博观约取，把迄至同光年间存在的和新出的碑刻中的精品，即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俱高的碑刻拓本选人书中，集中体现了古代碑刻遗产的精华。揽此一编，即可具体认识先秦到隋唐碑刻的概貌，散在全国，相距千年万里的名碑，同时并陈于几案之间，这里不烦全列目录，只举例便可看出杨氏鉴选的旨趣：

周秦：《石鼓文》《秦琅琊台刻石》

两汉：《莱子侯刻石》《三老讳字忌日记》《祀三公山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嵩山三阙》《石门颂》《礼器碑》《乙瑛碑》《郑固碑》《张寿残碑》《衡方碑》《孔宙碑》《西峡颂》《杨淮表纪》《封龙山颂》《鲁峻碑》《史晨碑》《尹宙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曹全碑》《校官碑》《孟孝琚碑》《沈君阙》《冯焕阙》

三国：《受禅表》《上尊号奏》《孔羡碑》《曹真残碑》《三体石经残字》《禅国山碑》《谷朗碑》

晋：《孙夫人碑》《太公吕望表》《刘韬墓志》《爨宝子碑》《好太王碑》

南北朝：《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瘗鹤铭》《郑文公碑》《郑道昭云峰山诗》《郑道昭观海童诗》《龙门四品》《晖福寺碑》《吊比干文》《张猛龙碑》《马鸣寺碑》《高贞碑》《李仲璇修孔庙碑》《敬显隽碑》《李璧墓志》《刁遵墓志》《李超墓志》《西门豹碑》《隽修罗碑》《唐邕写经颂》《文殊般若经》《华山神庙碑》

隋：《龙藏寺碑》《曹子建碑》《苏慈墓志》《元智墓志》《元公忌氏志》

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温彦博碑》，虞世南书《夫子庙堂碑（陕本）》，褚遂良书《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颜师古撰《等慈寺碑》，朱子奢撰《昭仁寺碑》，薛曜书《石淙诗》，李邕书《李思训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灵巖寺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藏怀恪碑》《元结碑》《中兴颂》《八关斋会报德记》《李玄靖碑残石》《颜家庙碑》，李阳冰书《三坟记》《怡亭铭》《听松》，徐浩书《不空和尚碑》，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符磷碑》、《魏公先庙碑》，李行廉等撰《襄阳张氏墓志十种》。

上列的百种碑刻，尚不及全书之半，但已足见杨氏所选有很强的代表性。就入选诸碑的文字内容而言，不但都有裨于考史，可收补阙正误之功，而且还有为中外学者所瞩目的重要史料，如《好太王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类。就书法艺术而言，除草书外的各种书体的典范作品俱在其中，在突出名家的同时，又兼顾了各种风格流派。

杨氏的选目，反映了清代金石学和书学风尚的演变。乾隆前期，牛震运、褚峻的《金石图》收录碑刻重在汉魏以前和唐代，而没有北碑；嘉道间钱泳、叶志诜等缩刻古碑，亦复如此。子阮元、包世臣立论著书，表彰北碑，风尚逐渐转变。杨氏论书重视北朝，北碑在《寰宇贞石图》中占有较重的分量，自是阮、包书论的进步观点的影响。但杨氏于碑刻寝馈甚久，所藏所见甚多，故持论平正通达。他重视北碑，同时对唐碑也高度评价，所以《寰宇贞石图》中，唐碑入选亦多。《寰宇贞石图》初印本问世后十年，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大倡“尊魏卑唐”之论，评七十余种北朝碑为“神、妙、高、精、逸、能”，于唐碑则任意贬抑，虽颜、柳大家亦遭丑诋。如果让康氏来选编《寰宇贞石图》，那就不可能像杨氏客观而全面。康氏所表扬的七十余种北朝碑，十之八九早收入《寰宇贞石图》中。百年后的今天，从沾溉后人的实惠来看，杨氏之图与康氏之论，孰大孰小，似也可判断了。

用近代技术印成的《寰宇贞石图》行世后，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清末邓秋枚辑印的《神州国光集》中缩印了相当数量的碑刻。1918年邹安辑《古石抱守录》、1929年周进辑《居贞草堂汉晋石影》、1934年金毓黼辑《辽宁石刻集录》等，这些继杨氏之后缩印的古刻图录，各有价值，但都不及《寰宇贞石图》的规模。1939年，日本兴文社刊行了河井荃庐监修、藤原楚水纂辑的《增订寰宇贞石图》。全书四巨册，以杨氏原本为基础大量增入杨氏逝世后所出的古碑，共六百余种。这个增订本取材丰富，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杨书的本来面目亦随之泯没；且单纯地增加数量，也并不很符合杨氏编选的精神。因此，这个增订本应看作河井、藤原二氏在杨氏的影响下，另行编选的一部书。

为什么单纯增加数量，不符合杨氏的编选精神呢？从《寰宇贞石图》重印本的数量少于初印本可以得到说明。重印本并非初印本数量上简单的删减，而是从提高质量出发，在内容上有减有增。周秦汉魏部分删减较多约四十种被删的碑刻，因文字剥蚀太甚（如《是吾残碑》《仙人唐公碑》《沙南侯刻石》《郑季宣碑》等），或文字太少（如《广陵中殿刻石》《朱君长》等），或是伪刻、翻刻（如《朱博残碑》《裴岑纪功碑》《华山碑》等），但也有少数增加，如《刘熊残碑》《孟孝琚碑》等。两晋南北朝部分，删减略多于增加，删掉了《邓太尉祠碑》《郑文公上碑》《郑述祖天柱山铭》《韩法成造像》等近二十种，却增加了《好太王碑》《刘怀民墓志》《刘猛进墓志》《李璧墓志》《高庆碑》《程哲碑》等十余种。唐朝部分增删大致相等，删掉了剥蚀过甚的、重刻的或意义不大的《房梁公碑》《狄知愻碑》《李秀碑》《敖仓粟题字》等，增加了《道因法师碑》《碧落碑》《石淙诗》《多宝塔碑》《中兴颂》《元结碑》《符磷碑》等。从这样的有删有增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杨氏的编选精神，并非抱残守阙，唯古是崇，而是去芜存精，以约驭博，选拔内容比较完整，文献价值高，而又足以显示文字与书法演进的轨迹的碑刻。正因为如此，《寰宇贞石图》至今仍不失为治文史、艺术者所需的一种重要参考书，有整理出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