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 · 出土出水文物卷》

广东省博物馆坐落于广州珠江新城，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区域文物保护中心。

2019年，是广东省博物馆建馆60周年。风雨一甲子，辉煌六十载，几代博物馆人扎实工作，广征博纳，通过调查发掘、有关部门调拨移交、上级拨款征购等多种渠道，提升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2020年，为了全面展现馆藏面貌，努力打造“学术粤博”，积极服务公众、回馈社会，广东省博物馆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中撷取精华编撰《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出土出水文物是广东省博物馆文物收藏中的一大类别，目前收藏已达八万余件/套，珍贵文物三千余件/套，这些文物时间跨度长远，质地种类丰富，宛如星光点点，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探寻先民生活踪迹，还原广东古代历史面貌。2022年12月，《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出土出水文物卷》出版，精选文物188件/套，梳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出土文物，按照质地分为玉石器、金属器、陶瓷器及其他类别；第二部分为出水文物，以地点划分，包括西沙海域、海底沉船所获之文物。

概述节选

20世纪50年代，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狮子岩旧石器洞穴遗址考古资料显示，早在12.8万年前，广东出现了早期人类，一同出土的还有19种动物种属化石、2件打制石器。2013年，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遗址的发现，把广东人类历史往前推至60万—80万年前。这是迄今关于广东人类最早的考古实物资料。

到了距今1万年左右，广东进入新石器时代，英德青塘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英德牛栏洞遗址，依次开启了广东文明的进程，出土遗物保留着旧石器时期的打制石器痕迹。距今8000年以前，以潮安陈桥和遂溪鲤鱼墩为代表的贝丘遗址，出土的蚝蛎啄和蚌刀见证了广东人早期利用水生食物的历史。距今7000—6000年左右，深圳咸头岭、珠海后沙湾、广州增城金兰寺等沙丘或贝丘遗址中，大范围彩陶遗存见证了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交流。南海西樵山遗址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采石场、石器加工厂，和出土大量陶器的高明古椰遗址，为确立距今6000—5000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与发展序列提供了有力支撑。新石器时代晚期，粤北山地与环珠江口形成文化性质不同的考古学区域，北以著名的石峡文化为中心，南有珠海宝镜湾为代表的遗存。前者以鼎、三足盘为特征，后者以釜、小口绳纹圈足罐、豆为特征。粤东地区与环珠江口地区的文物形态更为接近，这一时期呈现南北分化的情形。云雷纹的出现，预示着以往流行的刻划纹被更规范的拍印或戳印纹饰所代替，器物的颈部、肩部、腹部等部位的变化反映了制陶工艺的进步。而陶器中缺乏鬲等炊具的特点，以及石器中石斧、石锛、石铲、石球、研磨器、石拍等类型，则反映出广东地区存在着和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饮食及生活习惯。

玉琮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1500年）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

有肩石锛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1500年）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遗址出土

广东地区所出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青铜器中有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也有与云贵地区密切联系的，更多的是地域因素浓重的器物，如人首柱形青铜饰。另外，青铜器中含砷的特点，以及陶器所表现的青铜文化色彩，都表明了广东地区存在自己的青铜时代。约4200年前（相当于中原商时期），广东进入青铜时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珠海棠下环遗址出土制作青铜器的石范是广东青铜时代的开端。到了晚商时期，广东地区开始出现铜戈等小型青铜器。进入约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西周早中期），是广东青铜时代的重要变革时期，广东地区出现以容器为主的钟鼎组合，如信宜市的铜盉、乐昌市的越式鼎、博罗横岭山西周中期的钟和鼎等均为这个时期的遗物。春秋晚期至战国之交，受到浙江地区影响，广东的陶器纹饰由“米”字纹代替了夔纹；铜器风格也随之改变，越式鼎依然延续，长江下游以及楚文化的影响在广东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所体现；同时还有来自西南方向的影响，罗定背夫山墓葬的铜器即为典型代表。至战国晚期，则有广宁龙嘴岗、铜鼓岗等遗址。广东青铜时代还出现了以粤东地区浮滨文化为代表的酱色釉原始瓷。

兽面纹青铜盉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信宜市松香厂工地出土

秦汉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加强，广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取得较大的发展。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以及粤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遗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汉南越王墓、西汉南越王宫以及乐昌对面山遗址等。乐昌对面山遗址发掘了自东周至隋唐的墓葬200余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汉越融合的重要实证。在秦汉时期的汉代遗物中，陶质建筑明器造型复杂，制作精良，能够反映岭南地区汉代物质生活的多个方面，如陶船、陶屋、陶水田以及陶鸡牛羊等动物模型。

陶水田附船模型

东汉（公元25—220年）

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大松岗M14出土

自西晋至唐代，青瓷成为广东地区出土文物的代表性器物，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番禺、佛山、高明，粤东的潮州、梅州，粤北的韶关等地均有发现。青瓷早期釉色较淡，胎质粗糙，火候不高；晚期釉色变深，胎质变密，器类有所增加。出土青瓷的典型窑址有新会官冲窑、梅县水车窑、潮州窑等。

水车窑青釉鍑

唐（618—907年）

梅州市梅县区畬口公社红星大队M4出土

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迅速发展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使广东自秦汉以来海上交通日益发展，而沿着大陆边岸行驶的旧航线逐渐无法满足其发展步伐。为了加强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的友好交往，东南沿海的船工舟师们经过长期探索，开辟了西沙群岛直贯南海的新航线。西沙群岛上发现的众多文化遗存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其年代从南朝一直延续到清末，出土遗物除了陶瓷器外，还有铁刀、铁凿、铜饰件、石人像，以及人们食肉后抛弃的鸟骨和螺壳等。

陶杯

南朝（420—589年）

西沙北礁采集

宋元明清时期，客商云集的东方巨港、连绵不断的千年窑火，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广东先民从南海之滨扬帆，让“海丝”文化和中华文明远播全球。

陶瓷是贸易出口的三大物品之一。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唐宋时期广东瓷业迅猛发展，出现“百窑村”—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西江南、北岸青釉瓷窑等宋代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所产瓷器广受海外人士的喜爱。沉船遗址的发现，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海上陶瓷贸易的繁荣景象。广东目前发现两艘重要陶瓷贸易船只，即位于阳江海域的“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和位于汕头海域的“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它们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装载货物最多的两艘古代商船，分别出水外销货品18万余件和近3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陶瓷器，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多个窑口的器物。两艘古代沉船的考古发掘显示，船载的陶瓷器烧造、金属器和漆器制造、金属货币铸造以及造船与航海技术，均比以前有较大的发展，彰显了当时海上交通贸易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