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启功先生自藏《明拓张猛龙碑》的一点体会

启功先生重视碑刻精拓本的学习价值是众所周知的，最近编辑先生自藏张猛龙碑，对这一理念增加了一点体会。启功先生早年学书，吃过枣木秃锋的亏，所以特别重视拓本的捶拓质量。所作《论书绝句百首》前二十首大致写于三十年代后期，其中近一半是在发此类感慨！先生在《唐人写经残卷跋》（1941年初稿，此时正是启功先生开始研习张猛龙碑的大致时间）中曾感慨墨迹与碑刻的差别：“余生平所见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其颉颃名家碑版者更难指数。而墨迹之笔锋使转，墨华绚烂处，俱碑版中所绝不可见者。乃知古人之书托石刻以传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学习过程中的坎坷经历，使先生深刻认识到墨迹与碑刻的差异关系非小，故推重传世墨迹，特别留意出土的简牍帛书以及新出土少损泐的碑刻墓志，同理特别讲求佳刻、精拓、优印，以“判别刀锋，推寻笔迹”，重视佳刻、精拓本的学习价值，目的都是为了看到书法的本来面貌。这也是先生后来对自藏淡墨精拓张猛龙碑“心动经年”，几经周折，始以旧帖七种易得，乃至由衷称赏“未有精于此者”背后的动因。

无独有偶，最近编辑灵飞经字帖，从相关题语知，启功先生这一时期（1938年～1941年）学习灵飞经，也是对比不同刻本摹勒情况，参考出土的同时代墨迹，借助精刻本推究刻本与墨迹之间的刀笔关系，以助益书法学习。

灵飞经四十三行本跋

启功先生1938年学习张猛龙碑伊始便多本互参，重视精拓。既校勘版本，也学习书法并探究书史书理。（见“启功跋商务印书馆印王孝禹乙本张猛龙碑”）出于探究笔法而重视摹刻、捶拓质量，贯穿先生此后学习碑刻书法的全过程，而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这段时间，应是这一理念形成的重要阶段。

启功跋商务印书馆印王孝禹乙本张猛龙碑

1960年启功先生重新书录了1941年初稿的《唐人写经残卷跋》。启功先生1962年跋自藏张猛龙碑时写道：“余以往所见明拓，有略早于此者，未有精于此者……岂独书法超妙，毡蜡精工，为足益人神智已哉。”其中对早拓与精拓的态度取舍与1963年跋淡墨拓《马鸣寺碑》异曲同工：“古碑初出土时，点画饱满，而拓手每潦草不精。迨石既刓敝，始以佳纸淡墨谨慎追取，得其半，已失其半……此碑未断本，今时尚或遇之，然无不墨痕狼藉。如以神彩爽快论，转有逊于断后者。”六十年代初的这三则题跋放在一起看，显示出先生态度的鲜明与理念的成熟。

先生1962年对自藏张猛龙碑拓本中残缺字向拓只为了书法学习，故全不在鉴别点处。无半点射利之意，纯乎一片向学之心亦概可见矣。向学之心也诚挚，故其求善拓之心才愈迫切。

启功先生八十年代中期为自藏张猛龙碑题诗作注时，对这一精拓本的学习价值进一步解释道，此本“淡墨精拓，毫芒可见，世传重墨湿墨本，模糊一片，即使损字具存，亦何有于书法之妙哉”。这是对“未有精于此者”一语最好的注解，也能从中听出先生对碑刻精拓本学习价值大力倡导之意。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法教学参考丛帖》《张猛龙碑》一册时，先生推荐了自藏淡墨精拓本作为教学参考用书，并作《北魏张猛龙碑说明》。

“透过刀法见笔法”是启功先生由临习碑帖实践而来的深刻体会。藉精拓以学习碑刻书法则是老生常谈。此次编辑启功自藏张猛龙碑，阅读相关资料，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却较以前深入了一些，而学习刀痕较重的张猛龙碑又尤其需要好拓本。启功先生曾说：“北朝碑率镌刻粗略，远逊唐碑……《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由于张猛龙碑刀痕较重，读者通过碑刻拓本，感受、探究用笔本就隔了一层，若无精拓，模糊一片，岂不雪上加霜！好比玻璃本就不够洁净，再蒙上一层牛皮纸，窗外的景色怕是什么也看不到了。当然需要配合墨迹临摹，对笔法有一定的认知、理解、熟悉，透过刀法窥笔法时才能看得透。

作者：赵磊

来源：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明拓张猛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