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志在新奇无定则 —— 评黄宪之新编《礼器碑刻拓对勘》

志在新奇无定则——评黄宪之新编《礼器碑刻拓对勘》

唐雪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近日收到文物出版社新书《礼器碑刻拓对勘》（2021年10月出版），编著者为旅美华人黄宪之先生。早在三年前，黄先生已经出版有《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二书与以往的字帖影印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影印拓本的同时，又将拓本对应的原石图像附在一旁作为参照，使习书者在拓本之外，又多了一项可以直观学习碑刻书法的途径。这在字帖出版方面确实是一个有益尝试。翻阅下来，我认为此编有两大长处，在此向读者分享。

       其一，印制精良，善择底本。此书开本为八开，全彩印制，内中拓本及原石图片都经编著者认真剪裁调色，从印刷的角度来说，可谓高度还原。在底本的选取上，编者从拓本年代与拓工精度两方面考量，选择孟宪章藏明拓本（碑阳、碑阴）与孟宪钧藏清乾隆间拓本（碑侧），颇具学术眼光。因大部分习书者并不具备碑帖版本的专业知识，更需字帖编者在底本选择上严格把关。如果底本选择失当，无论印刷如何精良，终究是本末倒置，不但见笑于方家，且会给习书者造成误导。我曾经看过某知名碑帖出版机构影印出版的《汉曹全碑》，选择的底本为清末拓本，属于曹全碑版本中之最末流。此碑首行“秉乾之机”之“乾”字，乾隆间左旁被人为剜作“車”旁（图一）。习书者选取这样的字帖当作临本，不免为之所误。

图一  《汉曹全碑》

       其二，指导临摹，兼顾学术。当代影印出版碑帖，无外两种目的、追求：一是为书法临习服务，这些印本往往只印拓本本身，而忽略其书签、题跋等附加信息。二是为版本研究服务，这些印本则追求全面还原文物信息，将碑帖的装潢、题跋无一遗漏地呈现。此书编著的着眼点虽是指向前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学术。在刻拓对勘之前，编者率先制作了碑阳、碑阴以及碑侧的碑示图，并标注行数与列数，碑示图旁另附有原碑及拓本整纸图片。在全书最后，编者还撰写了长文《“书丹未刻时”深度学习系列之二》作为后记。在后记中，编者利用自己在电脑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技术建构“书丹未刻时深度学习系统”的创见。尤使我感兴趣的，是本书内中所附《〈礼器碑〉校碑总表》（图二）。此表纵向罗列海内外公私所藏《礼器碑》拓本二十种，其中有明拓本十馀种，几乎囊括了目前所知《礼器碑》全部善本，将其按传拓年代依次排列。横向为前人若张彦生、王壮弘总结的《礼器碑》碑阳的17个考据字。编者将这二十本《礼器碑》拓本中的考据字一一列出，读者通过此表，便可掌握《礼器碑》自明初到清末各个阶段考据点的损泐变化。这对于《礼器碑》拓本年代的鉴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这中间编者所付出的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

图二  《礼器碑》校碑总表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曾提出要“透过刀锋看笔锋”，自注云：“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唯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又在论《礼器》《史晨》绝句下自注：“缅彼诸碑书丹未刻时，不禁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2020年秋，我赴京参加孟宪钧先生“小残卷斋藏古籍碑帖精品展”开幕式，在展览中，看到一幅《常季繁墓志》整纸初拓本，上有罗振玉1914年长跋，跋云：“近人作六朝书，多为棱角，乃误以刀痕为笔法，失其真矣。”（图三）可谓卓见在前。由《〈张猛龙碑刻拓对勘〉后记》可知，编者在十多年前曾远赴山东访碑，发现原石上清晰的点画，比拓本更直接提供“透过刀锋看笔锋”的功能，自此开始从事“刻拓对勘”的探索。编者自谓：“原石拓本对勘就等于读帖，学者可先从原石上找寻拓本当中遗失的笔画，意即求诸原石以救拓本之不足。这有助于临摹拓本时能更全面的吸收原作的字形和神采，以免受限于拓本字画残缺或遭伪迹劣本误导。”

图三 《常季繁墓志》整纸初拓本罗振玉1914年跋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今日来看，这些汉唐碑刻固然是一两千年前的原石，但石上文字的刀痕究竟尚存多少当年刻碑时的原貌，则大可讨论。因名碑自唐宋以下久经传拓，字口会随捶拓磨擦日益磨损，随之而来的便是历代不断地剜补重刻。因此今日石上文字的字口与最初刻碑时的样貌往往差距甚远。旧日碑帖鉴藏家，往往能不看考据字，仅凭纸墨及字口肥瘦判断拓本年份，即是此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当属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此碑千百年间广为传拓，久经剜补，宋末明初拓本便已细瘦难寻真面。假若拿《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与清拓本放置一处同观，则清拓本几乎与翻刻无甚区别，早已不是欧阳询初写时的面貌。碑刻古本旧拓的可贵，也正是在于它能够总体反映碑刻相对原始的面貌，无论传拓精粗，拓本价值是由其先天的物理属性所决定。如今，编者希冀通过今日石上文字的刀痕来探寻“书丹未刻时”的面貌，则上述问题绝对不能忽视。

       在《张猛龙碑刻拓对勘》一书出版后，即有专业读者对编者的构想提出了如上质疑。编者对此开明接纳，并写入本书后记。如朱明先生提出：“名碑存在日久，除正常打碑外，历代进行的洗碑次数不可尽数，大或小规模的补刻剜挖也无法尽考，……这使得目前包括西安碑林、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等各处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碑的字口是真正可靠的，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碑新拓考据反倒胜过宋拓明拓，就是因为石面已损失严重，而近代又再清理、补刻笔画的缘故。”编者对此解释云：“对碑刻原石文字进行补刻剜挖谓之‘洗碑’。先民为拓碑而洗碑，究竟从何时开始？记得马成名先生对笔者说过‘自康熙朝开始的’。……笔者细心比对诸碑高清原石与佳拓图片发现：洗碑既专为拓碑而来，何故传世善本于原石洗碑处，依旧拓得漫漶模糊、缺手断足？是闻凡原石字迹优于拓本者皆剜洗之属，亦不免觉得过于武断了。”

       关于“洗碑”一事，我与编者理解有所不同，就此略为申说。所谓“洗碑”，是指在传拓前，先对碑石表面长时间附着的泥垢、荒草等洗净去除，这样捶拓出的拓本能更好地呈现原石面貌，甚至可以拓出旧拓所缺失的内容。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曾有“近拓胜旧拓”一则，就此事进行讨论：“拓本虽以先后为别，然后拓之精本，竞有胜于旧拓者。……或藤葛纠缠，或苔藓斑驳，又或尘垛丛积，拓工未经洗濯，草草摹搨，安有佳本。若为之刮垢磨光，则精神顿出矣。”而文献中有关“洗碑”的记录也远远早于康熙，就个人所见，康万民在万历间为金石学家赵涵《石墨镌华》所撰的序言中称其“深心嗜古，博求远购，时跨一蹇，挂偏提，注浓酝，童子负锦囊，拓工携楮墨从，周畿汉甸，足迹迨遍。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内之行麓”。因此，“洗碑”一事跟上文所述的俗工挖补字口尚不一样，是传拓佳本前，一项不可或缺的操作。

       到了清代，随着碑学逐渐复兴，金石学者对于传拓前“洗碑”一事，也更加重视，以吴式芬、陈介祺为首的山左金石学家便是其中代表。吴式芬著有《金石汇目分编》，卷前附有拓碑之法，共七事，从拓前洗剔古碑到选纸、用墨，以及传拓法则都有具体的意见。其中第一事即讲了“洗碑”的重要：“先须洗剔，古碑之不常拓者，多为尘土侵翳，拓时先以水洗刷极净，然后施以纸墨，则字画清朗。”与吴式芬时代相近的陈介祺撰有《传古别录》（图四），较吴式芬所述传拓方法更加详细具体。吴式芬总结的“七事”，只是就拓碑而论，而陈介祺提出的，则是包含了金石如铜器、玺印、碑刻等各个方面，逐渐成为了当时及后世金石传拓的经典法则，影响甚广。叶昌炽在《语石》中，即将陈介祺总结的拓法评为“古今第一”。无论传拓金石的何种门类，拓制前对表面的清洗都非常重要。

图四  陈介祺《传古别录》

       我与编者黄宪之先生虽缘悭一面，但通过书前作者简介，了解到黄先生本科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汪中雨盦先生。而我在九年多前，曾作为交换留学生，到台湾大学中文系学习一学期。当时几乎每周末，我都要从辛亥路上的国青宿舍出发，步行到台师大旁龙泉街上的旧香居书店购书，每次都能有不小的收获。现在回想，那真是一段特别美好的记忆。师大国文系诸多前辈学人，如牟宗三、陈新雄、王更生等先生的著作，我也都曾拜读学习。想到此处，对黄先生不由增添了一分亲近。唐人许瑶在《题怀素上人草书》曾有“志在新奇无定则”之句，黄先生编著此书，借助科技手段，在方法上亦不可不谓新奇，对传统金石家关于碑石拓本的认知，亦有一定的批评。我因不谙科技，对黄先生提出的新见，尚抱有谨慎的怀疑，但对其精益求精，守护保存传统文化的精神则充满敬意。我深知，每种学说的确立，都要经历艰难地探究。惟愿黄先生在今后“刻拓对勘”的探索中，能够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原载《中国书画》2022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此据作者原文发布。

书  名：礼器碑刻拓对勘

定  价：190.00（元）

编  著：黄宪之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页  数：168页

ISBN：978-7-5010-51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