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考古新视野08】袁泉：沿革并济——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的再思
2021年5月30日15:00，“考古新视野”青年学人系列讲座第八场在线举行，主题为“沿革并济——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的再思”，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袁泉主讲。
袁泉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宋元明考古、手工业考古。墓葬研究课题的基础资料更为丰富，观察维度更为多元，兼顾不同学术角度及方法。蒙元时期，多族属、广疆域的统一帝国带来了文化新相；墓葬文化体现出继承与变革交错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宋金形成的葬制传统在诸多领域得以继承和保存；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冲击、阶层重组和族属互动，新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断涌现。《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一书正力图呈现这一阶段鼎故革新的墓葬面貌及其社会动因。
沿革并济、守故立新的时代风貌，造就了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文化面貌的区域多样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时期确立、定型的某些葬制，既体现出对前代的继承与沿袭，又奠立了后世丧葬文化的原型；其在丧祭仪制的深耕、祭奉空间的营造上肇立的规仪，由明历清、直至现当代仍得以保持和沿用，是中国近世葬制研究中的关键一环。
本书立足于长时段、大区域的综合考察，通过对考古学材料的系统梳理，尝试建立起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的有序时空框架。在分区研究中，综合考虑地域文化、人群特点、地理形胜和政治冲击等多种因素，将中原北方地区划分为四大文化区，分别为：长城以北和燕云地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和洛水-渭水流域地区。在分期研究中，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墓葬演变步调与发展序列的差异性。在墓葬资料丰富、变化频繁有序的区域，建立完整、细致的演变序列；对存在年代缺环且变化不明显的地区，则结合宋金墓葬的面貌，从长时段把握当地宋元墓葬文化面貌演变。
本次讲座将书中的章节内容进行拆分与重组，关注从不同人群在墓葬面貌上的继承与变革。从三个维度探讨了蒙元墓葬的不同文化面相：以大都及赤峰周边的墓葬为主体，探讨王朝嬗代下墓葬体现的政治取向与文化调整；以中原地区墓葬为主体，分析墓室物象题材和空间功能的格制化；以洛渭流域墓葬为主体，管窥特定群体的葬制“复古”与政治追求。
一 人群·秩序：葬制中的政治取向与文化调整
蒙元墓葬发展的不平衡，与人群阶层、文化区域密切相关。中原北方地区有两类墓葬在时代特征的彰显性和族属涵化的深入性上均有代表性，展示出这一阶段易代鼎革的时代风貌以及墓葬文化对政治秩序的反馈。
1. 大都及周边的官勋墓
一般来说，在墓葬面貌的沿革中，最先涌现新的时代风貌并确立规制的，多是政治中心阶层，其确定的葬制随后逐步向中级官员及其他阶层人群传导。从政治力量和人群阶层来看，蒙元时期大都及周边地区混融了色目人、蒙古人和归元“汉人”；这些不同的群体虽然族属各异，但均以属于勋贵、品官及其家族成员为主，均属上层群体。墓葬面貌最具时代特色，展现出政治嬗代的敏感性。此时期主要有两种墓葬形制：
（1）长墓道大型砖室墓
以耶律铸、史天泽、张弘略墓为代表。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墓壁装饰有仿木构斗拱和彩绘壁画。葬式上均为墓室后部棺床上安放木棺敛骨，随葬品规格较高。
据志文线索，耶律铸葬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张弘略夫妇葬于元贞元年（1295年）。史天泽墓下葬年代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左右。换言之，这批大都及周边的大型仿木构砖室墓基本集中在元代前期；与辽金契丹贵族墓葬的形制一脉相承。
从墓志材料和墓葬型制综合判断，这批墓葬均属于较早归元的“汉人”勋贵集团。耶律铸为蒙古时期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次子，属归元的勋贵世家。张弘略为汉军万户、蔡国公张柔子；张氏家族也是蒙古国早期汉军万户。史天泽为真定史氏汉军世家的代表人物，与天成刘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和藁城董氏并称蒙元六大汉人世侯集团。
这批出现于元前期具有契丹遗风的大型多室仿木构砖室墓属于元代“汉人”勋旧集团，或为契丹贵族、或为金代汉军世家，在蒙元开国阶段的政治舞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平金伐宋各著功勋。
（2）石椁型墓
金代时应用于贵族和中高级品官中的“石椁型”墓，在元代完成了多样化的形制变通，形成了大都周边最有代表性的墓葬类型。这批墓葬既有完全沿用女真传统的石板石椁墓，也有变通而来的砖室石顶墓和砖室券顶墓；但均可视作金代土坑石椁墓的不同变体，统一称作“石椁型”墓。与之相应的是，石椁型墓的应用阶层也向宽泛化发展，既有元初勋贵和三品以上的重要朝官，也有品佚稍低的普通官员和贵族家族中略有功名的成员；在元代晚期，可能还应用于下级官吏群体。
可以说，元代“石椁型”墓在金代旧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沿革有序、阶层分明的制度化发展。这种制度化的表征，除了墓室结构，随葬的小型陶明器组合也在其列。这套小型陶明器均安置在石椁/砖圹与木棺之间，位于棺头的位置。器类和数量配比上也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大小固定在8~10厘米的五罐、二盆、二提梁罐、釜、杯、钵、灯各一的器用组合模式。其使用阶层广泛，不仅频现于张弘纲、铁可等勋贵高官墓中，也是大都周边普通官员墓的固定配置；同时，中下级官吏的小型石棺火葬墓中同样可见到此类陶器组合。
换言之，北京周边元墓中普遍应用的成套小型陶器代表了蒙元时期大都官员随葬器用的定制，体现出葬制上的制度化。
大都及周边这批蒙元墓葬的所属群体，相当一部分为地位显赫的官员和勋贵；包括了归元的契丹及女真贵族旧臣、色目人勋贵群体、汉人地方武装和蒙古人（多为妻妾身份），从墓葬等级和墓主品秩来看，他们都属于社会上层集团。该群体虽族属不同、经历各异，但共性明显：在蒙古国到元朝建立的过程中的“汉地”军事征伐和制度创定上屡著功勋，多为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
萧启庆提到，元代社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族社会，而是一个门第社会。部分蒙古、色目和汉人世族凭借在蒙元建国过程中的卓著功勋及与蒙古贵族的姻亲关系，进入到统治上层的勋贵群体中。这一人群政治上主张“以国朝之成法，参辽金之遗制”，在墓葬文化上和葬制上体现出明显的辽金传统也在情理之中。
大都及周边地区因地区元廷政治中心，墓葬面貌上呈现出政治化、制度化的明显特征，一方面墓葬面貌沿承辽金大型墓的文化连贯性，与元廷官勋的族属组成密切相关；一方面椁室墓墓顶石板、陶明器组合的时代新风，也展示出王朝确立后在葬制制度化建设上的努力。
2. 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
与大都地区不同，以赤峰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作为草原与汉地之间最为重要的过渡地带和文化中心，成为金元嬗代冲击最先波及和影响的地域。赤峰和凌源地区的蒙元壁画墓在延承辽金旧制的基础上，出现了“蒙古化”倾向的新因素。
这些墓葬无论在墓室结构还是壁画内容上均有统一规制：墓室形制全为近方形砖石室墓，多数有台阶式墓道，墓顶为穹隆顶。壁画内容也体现出固定的组合模式：以墓主人夫妇并坐图或屏风、床榻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侍奉、游猎、宴乐和孝行题材，墓门内或甬道两侧则多绘出门吏和出行图。其中“蒙古衣冠”的墓主和侍从形象，是此区蒙元墓葬族属涵化特征最为外化的表现，也是学界探讨墓主族属的重要持据和争论点。
这些图像中男主人的瓦楞帽、软帽、辫线袍，男侍从的三搭头“婆焦”发式，以及女墓主的半臂夹袄、大袖袍、姑姑冠等，都是极具蒙古族特色的衣冠服饰。然而，是否身着蒙古衣冠的人物就是蒙古族呢？事实上，判定墓葬族属需从多维度同时推勘：图像细节之外，也需从墓葬结构、随葬品组合和整体装饰布局整体考量。
从壁面图像看，蒲城壁画墓中男墓主坐像上方提有“张按答不花”的墨书。而通过史料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类汉姓叠加蒙古名字的使用人群，应为蒙古化的汉人群体。此类拼合名字使用群体多为降蒙的军政官员、宿卫、封地私属和中下级官吏，尤其以燕云之地的契丹、女真人居多，是蒙元时期汉人蒙古化的典型表现，得名原因既有蒙古上层对降蒙军政官员的赐名，如贾昔剌、贺伯颜（贺胜）等；也有汉人为猎取官职自取蒙古名冒进的情况。
从墓室结构和壁画布局看，如果避去人物衣饰装扮的细节不谈，这批墓葬图像的整体布局和内容题材呈现出统一面貌：墓主居中，两侧对称茶酒进奉或车马仪从，这些均与同区辽金墓葬壁画一脉相承。从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组合看，则基本沿袭了金代传统。
综上，这批长城以北壁画墓的所属群体绝大多数应归为较早归降蒙古的“汉人”群体，这些归蒙“汉人”多数在金代具有一定官职，归降后多作为蒙古贵族封地的属臣、军官和侍卫，聚集区域主要在金代统治中心的赤峰、朝阳一带和长城沿线，最先被纳入蒙古国势力范围，也最早接触蒙古文化。该群体的葬俗在主体上仍然保持了辽金时期形成的故俗传统，但壁画的细节表现上又体现出蒙古文化的影响。这种大传统下的小异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归元汉人在政治动因下的文化变动，或可视为该群体随政治取向做出的墓葬文化调整。
二 沿革并济：物象题材与空间功能的格制化
如果说大都和赤峰地区的墓葬面貌着重展现政治驱动下的人群与秩序，中原地区的砖雕壁画墓则从区域传统和空间营构上突出表现出随葬品摆陈和壁面装饰承继宋金规制后的定式化和格制化。
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墓室空间逐渐形成特点的表现格套：以墓主人为中心，左右茶酒备荐，伎乐愉尸，墓门两侧车马仪仗列位以待。同时，奉茶进酒、粮帛陈供的荐献行为与墓主夫妇图像形成“男酒女茶”“东仓西库”的对应关系，从而在墓壁图像和随葬品列陈上形成了固定化、规范化的茶酒并进模式。
1. 墓主之位
中原地区蒙元墓葬中的墓主形象，基本居于墓室正壁，夫妇并坐，正中桌案上供设“祖父之位”或“宗祖之位”的趺坐牌位。在这一场景中，墓主夫妇所代表的“先考妣”和其他祖先一并，代表传承有序的家族血脉关系，世代永享子孙的供奉。
这种对家族谱系的强调和宗祖供奉的强化，或可与金元之际华北地区家族墓地树立阴刻族谱的先茔碑现象对读。无论是墓壁宗祖画像还是地表建碑刻谱，均是承载家族记忆的介质，可视为战乱之后家族重建和认同诉求的重要表征。
墓主像营造出的“神灵安、子孙盛”供祀氛围，还可通过金元墓室的堂款推证。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海墓前室北壁墓门堂款为墨书“庆阴堂”三字，典出《汉书·礼乐志》：“灵之至，庆阴阴。”所咏为皇家郊祀降神的礼仪活动。《宋史·乐志十》又记“孝孙承之，陟降在庙；诚意上交，庆阴下冒”，“灵之来至，垂庆阴阴”。可知侯马金墓堂款中的“庆阴”二字，应作“请降墓主之灵、以为祭祀”；庆阴堂，即为降神祭祀之所。
河南尉氏元墓墓门上方也有堂款，题为“时思堂”，正壁为墓主夫妇并坐，左右侧壁为“东仓西库”的壁画。“时思”，取自《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也。”这就暗示了墓室堂款所在空间“四时祭祀”的功能性。
统观中原地区蒙元墓葬的物象空间营构，我们会发现以歆享奉祀的墓主人像为中心，左右往往对称安排两类题材，其一为东仓西库，其二为茶酒备荐。
2. 东仓西库
东仓西库是中原北方蒙元墓葬中的重要装饰题材，在西安、宝鸡、晋东南长治、河南尉氏、河北平乡和山东济南等地的砖雕和壁画墓中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1）晋东、河南：金银库与谷粮库
这一地区的金元墓葬往往在墓室左右侧壁上，通过墨书题记或小龛立碑标明“东仓西库”的图像形制。山西平定东回村壁画墓左壁假门上墨书“觚斗库”，右壁假门上方题有“金银库”：暗示假门内分别为粮粟库与财帛库。河南尉氏元墓左右壁中的小龛内有碑记“东仓”“西库”字样，同时用壁画表现。右壁绘佃户交粮入库，小吏提笔记录表示“东仓”，左壁用仆人手捧托盘，进奉银铤表示“西库”。
（2）关陇、晋东南：仓、灶组合
关陇地区墓葬虽然墓室结构有异、墓主身份不同，但都随葬一套磨光灰陶或黑陶明器，陶仓、陶灶在墓葬中通常对称摆放，或位于墓室东西壁面下、或置于左右耳室中。该地区用陶仓、陶灶的组合来表现“东仓西库”。如西安曲江张弘毅夫妇墓中，陶仓位于墓室西侧耳室（小龛）内，而陶灶发现于东侧。
（3）冀东、山东：衣帛柜与粮粟仓
冀东、山东地区的蒙元墓葬流行在墓室左壁表现出挂搭有衣物的衣架和立柜，另一侧对应位置或墓门两边绘制有谷仓或粮囤。济南历城司里街M1中，衣架和粮仓被左右分列于左壁门楼两侧。河北平乡郭店元墓东西两壁的仿木构建筑下各立陶碑一方，左侧刻“绫罗满柜”，右侧刻“粮粟满仓”。
元墓中“东仓西库”的装饰题材和随葬模型实际上是墓主在另一世界钱粮充盈的表现符号。钱白库和觚斗库的不断进账、绫罗柜和粮粟囤的日渐充盈、源源不绝的粮食生产与厨库荐备都是在力图供给祖先安逸的冥间生活；故而“东仓西库”这一通行于南北的墓葬文化因素正是“神灵安、子孙盛”治葬理念的生动注脚。
3. 茶酒间进
“奉茶进酒”题材主要以壁画形式存在于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和内蒙等地的蒙元墓葬中这级题材金元墓葬中已广有使用；但无论是墓葬装饰构图的对称性、还是表现形式的严整性，都是在蒙元时期确立了更为规范化、社会化的表现模式。
蒙元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与墓室壁面的装饰图像共同营造了一个由墓主之位、茶酒备献和车马、乐祭组成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墓主居中端坐，左右茶酒备荐，前方更有卤簿和乐祭。基于墓室场所的性质功能，我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茶酒并进”的组合形式在元代丧祭活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考察诸家礼书的相关记载，可见由宋历元，所谓的“香茶酒果”、“茶酒时馔”是丧祭中的重要荐献品，同时“奉茶”与“进酒”亦并行存在，成为丧祭中的重要仪节。这种礼仪规定直至明清礼书中仍得以完整保留，《家礼》中茶酒间进的祭奉仪节通过收入日用书类逐步下沉，深耕为民间便于践行的科仪体系。如宋末《事林广记》，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代《万书渊海》，以及清朝《酬世锦囊家礼集成》、《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
墓主、祭主之位的表现、茶酒进奉的行为在再现阳间生活的同时，也因墓室空间的特殊性而附上了供奉与祭祀的色彩；墓室不仅作为“收柩之所”存在，也在营造“永为供养”的祭奠氛围。这使墓室空间在死者“归安永宅”的基础上，具备了子孙奉祀、香花永供的祭祀性质。
三 稽古作新：葬制复古与礼乐追求
茶酒入祭反映出元代丧祭仪制适今从俗的时代特征，强调援俗入礼、化民成俗下礼制践行的可行性，使礼器、仪节简便化、通俗化；而洛渭流域的蒙元墓葬则更多体现出“复古化”的文化面貌，更多暗示出社会上层稽古作新的礼乐追求。
1. 铄古铸今：洛-渭流域元墓与唐代“两京”墓葬的相似性
关中和伊洛地区的宋金墓葬主流形制为装饰繁缛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和普通砖室墓，土洞墓并不普及。然而蒙元时期，这一地区的墓葬结构却流行起长斜坡墓道的近方形、无装饰土洞墓和砖室墓，左右小龛和前后双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这种墓室形制很难在同区宋金墓中找到类比对象，反而与唐代两京地区的墓葬面貌十分相似。
13世纪前期以降，洛渭流域墓葬风貌虽然在墓室结构与随葬品组合上有所差异，但大多出土一套古今并用陶质明器，体现出明显的铄古铸今趋势。明器包括车马、仪俑等出行仪仗明器、以簠簋壶爵为代表的仿古陶器、以茶酒之具为代表的时器组合、谷仓和灶台类的仓厨模型，以及小型动物俑。
我们不禁要问：该区域内的蒙元墓葬因何跳过了宋金模式而选择模仿唐代的墓葬特征呢？这种特殊现象可能要与蒙元统治者对“贞观故事”的特殊态度有关。
忽必烈以洛渭流域为潜邸时，曾将唐太宗李世民总为欣赏和钦羡的对象，其建立藩府、招揽四方人才即是对太宗“秦王幕府”的仿效。潜邸旧臣徐世隆记：“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明确提出忽必烈集结藩邸一念是在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启发下的产物。以此为目标，忽必烈广纳各色人才，时有“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不仅世祖朝如此，整个元代上位统治者均以建立所谓“贞观之盛”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同时以唐太祖与谏臣魏征的相处模式作为理想化的君臣关系。
由是观之，蒙元统治者对唐太宗和其治下的贞观盛世颇多钦羡，在政策制定上也多有借鉴。需要注意的事，元世祖忽必烈仿效“秦王幕府”组建潜邸、征召人才的重要据点，就是以怀孟路和奉元府为中心的洛渭流域；从碑志材料看，洛渭流域所见蒙元墓葬的所属人群可分为军政世家、方技和儒士群体，大多与忽必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相关：这就为这一地区蒙元墓葬中追仿唐墓制度的现象做出了合理的注脚。
2. 关陇与伊洛：两种模式的仿古陶器
这批洛-渭蒙元墓葬的“复古”之风，除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追承“唐制”，面貌淳古的仿古陶礼器更是明例。这批仿古陶器文化来源各成体系：伊洛地区出土的仿古陶器多采行了《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礼器样制；与之相对，关陇地区出土的仿古陶器与宋初《三礼图集注》的礼图系统为同一脉络。
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中随葬仿古陶器面貌的差异，异一定程度上也与区域文化传统相关。伊洛地区深受许衡儒学体系的影响，而许衡是“朱学”北传和普及中最重要的人物；朱熹认同的礼器系统是《重修宣和博古图》确立的器用模式，这种模式也在洛阳元末墓葬中仿古陶器的类别和造型上得以承袭。而从唐恭陵哀皇后墓中的随葬礼器可见，关中地区自唐代以来确立的仿古礼器制度在当地的蒙元墓葬中依然得以沿用，很可能代表了当地经学传统在器用规范上的取向。
洛-渭流域这批随葬有成套陶明器的土洞和砖室墓，在墓葬结构和器用类别上与唐代墓葬十分接近，可以说在时隔宋金两朝后重现了唐代“两京模式”的墓葬面貌。这种墓葬面貌的复古化实际反映出蒙元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和“礼乐”建设上的政治追求，也与当时洛-渭地区作为忽必烈潜邸、聚集了大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部”密切相关，是区域文化、政治诉求和人群面貌综合作用的结果。
余论：取径“常识”
讲座的最后，袁泉从以今溯古和文化互文角度，论及了墓葬研究和历史时期考古的路径和方法；取径“常识”，或可成为我们探析中古与近世墓葬文化面相的别样观察视域。墓葬仪制是文化建构、政治诉求、地缘传统和人群动能的一种综合体现。宋元时期的墓葬文化体现出沿革并济的关键性。这一时期确立、定型的某些葬制，既体现出对前代的继承与沿袭，又奠立了后世丧葬文化的原型，由明历清、直至现当代仍得以保持和沿用，并逐步沉淀为“乡土社会”的“常识”与传统。
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沿革并济、守故立新的文化特征，奠立蒙元墓葬研究中长时段、广视角的天然航拍式视野。我们不妨尝试从更久长的历史脉络、更开放的研究心态、更多元的观察视域上，打通墓葬研究时段与专题的壁垒。既关注不同文化区域与人群横向的文化迁播与族属涵化，也要把握发展时段特征纵向的稽古与作新。在这样的研究理念下，墓葬考古工作也不仅是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提供物象基础材料的配菜师，更应致力成为思绪飞驰、信笔挥就社会文化图景的调鼎手。
由于时间限制，更多内容请参见《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一书中的详细描述。
书 名：考古新视野·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
定 价：76.00（元）
著 者：袁 泉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责任编辑：智 朴
ISBN：978-7-5010-68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