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战国秦陵考古的重要成果——读《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
学术界期盼已久的《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出版了,如果从2004年7月考古队入驻工地算起,到2025年5月报告付梓,前后逾20年。由此可见考古发掘、整理、研究工作的周期之长。但“慢工出细活”,《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陵园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发掘经过,陵园设施、大墓、各从葬坑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对人骨、动物骨骼、石料、玻璃器的检测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墓主身份、营建过程、外藏制度等问题,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编写者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精神。可以说,这本《报告》是近年战国秦陵考古的重要成果,它所披露的前所未见的大批资料,对进一步研究神禾原以及其他战国秦陵的墓主、选址、形制、陵寝、外藏,乃至秦都宫室和工官器用等问题,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
编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神禾原大墓发现之初便引起学界震动,因为它位于西安市南郊,让人误以为是西周王陵。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它作为秦陵的性质逐渐明了,虽然还有个别学者认为它是汉陵。《报告》多方面论证了其年代在公元前256年至前206年,即战国晚期至秦代。但关于墓主身份,尚有夏太后和秦二世两说;《报告》结合文献记载、出土文字、陵墓(园)规模等情况认为是前者,有理有据,可以信从。还可补充的是,无论大墓椁室还是从葬坑内,除了铜铁镞外不见出土一件戈矛类兵器,或许也能说明墓主为女性。
夏太后墓的选址在史书中有明文记载,《史记·吕不韦列传》云“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神禾原秦陵在秦杜县县城(今雁塔区曹家堡村)东南,从葬坑出土“杜市”戳记陶文,可见陵墓位于“杜东”。“独别葬”指不得与先王合葬的太后另择一处茔地单独埋葬,有自己的独立陵园;除了夏太后外,葬于芷阳的宣太后亦如此,芷阳四号陵园可能属于她。此外,西安“韩森冢”秦陵从规模看属于后陵,亦属“独别葬”,墓主可能是叶阳后。《报告》对研究秦汉后陵的“独别葬”制度有重要价值。
夏太后之子为秦庄襄王,葬于东北方向的芷阳;其夫为秦孝文王,应葬于西北方向的咸阳原。秦庄襄王的陵墓目前尚未找到。本世纪以来在咸阳原上陆续发现四处战国秦陵,从西南向东北分别是严家沟、周陵镇、司家庄、上召窑秦陵;关于前三处秦陵的墓主,学界争议很大;我们认为司家庄秦陵属孝文王,还有学者认为严家沟秦陵才是,迄今未有定论。神禾原秦陵陵园的形制与严家沟秦陵有相似之处,即平面都呈较窄的纵长方形。它与司家庄秦陵也有相似之处,即主墓位于陵园对角线的交点,也就是陵园的正中心位置,显然都是以一座主墓为中心来设计陵园,与严家沟、周陵镇陵园均安排两座并穴合葬的主墓的设计迥异。从形制看神禾原与司家庄的关系似乎更近一点。如何透物见人,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探讨陵园形制的成因,是将来的研究方向。
东汉蔡邕《独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后汉书·祭祀志》却说:“秦始出寝,起于墓侧,……。”“秦始皇”与“秦”在时间上当然不能等同,古代陵寝的设置究竟始于何时,还得靠考古学来回答。近年在秦始皇帝陵内城西北部发现前后十进院落的大型礼制建筑,无疑是陵寝建筑群。但该建筑规模宏大,形制完备,显然不属陵寝建筑的初始形态。在上述战国秦陵的陵园内、主墓附近大多发现建筑基址,可能与陵寝有关。神禾原陵园的隔墙以南部分自成空间,相对独立,有后世“寝园”的意思;在其东部清理出长方形夯土台基,以及旁边的庭院、廊道、房屋,或为寝殿;这对探讨陵寝制度的起源很有意义。
秦汉帝陵的外藏制度滥觞、发生于战国时期,神禾原秦陵恰好处于这个时期。大墓周围有13座从葬坑,每座坑内都有木结构框架式椁室,与商周车马坑的性质不同,已经是标准的“外藏椁”。《汉书·霍光传》“枞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厩厨之所也。”《报告》根据埋藏内涵将13座从葬坑分为四类:车马5座、厩圈4座、苑囿2座、府藏1座、庖厨1座,定性和分类都很准确。当然,厩圈坑以马为主,也有1-3乘车。从葬坑位于墓道两侧,与墓道平行;坑内车辕、马首朝向墓道(向外)所指方向。可见从葬坑经过整体规划,其中车马为死者灵魂出行的乘舆。
大墓椁室内出土多组石磬,应为死者生前常听的乐器。磬上有“卫”、“北宫乐府”等刻铭。之前已有学者指出“卫”与“卫尉”有关。“北宫”应为死者生前的居处。秦“北宫”在哪里?本世纪初在西安相家巷发现大批秦封泥,其中有多种“北宫”类封泥,如“北宫宦臣”“北宫幹臣”“北宫私臣”“北宫工臣”“北宫弋臣”等。说明“北宫”职官机构庞大,还包含王后或太后所居的后宫。学者们普遍认为“北宫”就是文献中的“咸阳宫”。难言巧合的是,近年在咸阳市窑店镇牛羊村宫殿遗址西约1.1公里的地方,发掘了一处秦府库遗址,也出土了多组石磬,上有“北宫乐府”“北宫”“北府”“北乐”等官署刻铭,证实了窑店镇宫殿区就是秦之“北宫”,亦即渭河北岸“咸阳宫”。这对探讨秦都咸阳的城市布局有重要意义。
大墓及从葬坑出土银器、铜器、陶器上发现不少刻文,对研究战国晚期秦工官制度及宫廷器用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比如37件茧形壶上,既有表示制作者或作坊机构的陶文,还有表示器物容积和置用地的刻文。相信将来会有相关研究跟进。
总之,《报告》为战国秦陵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典型样本,在秦国陵墓制度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文章转自:中国文物报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