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杨泓先生的另一支笔

最近文物出版社推出的《风雅中国——杨泓说文物》一书，将杨泓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撰写的29篇短文集于一册，我因此读到了杨先生早期写的《地下星空》《从老虎守门到狮子守门》等从未见过的篇章，也有机会重温以往读过的许多文章，学而时习，不亦说乎！

我在20年前念大学的时候，读书有个习惯，即一旦喜欢上某篇文章，必想方设法追着看作者的所有文章，那种劲头近乎现在的“追星族”。那时，杨泓先生的文章我每篇必读。当时《文物天地》几乎每期都有杨先生的一个短篇发表，长则三四页，短则大半页，谈文说物，娓娓道来，图文并茂，饶有兴味。我同时还找到杨先生《中国古代的甲胄》等长篇论文，见其行文谨严，结构严密，与那些短文的风格有很大差别。当时我想，这位学者的口袋里可能有两支笔，一支写严肃的论文，一支写活泼的杂文。后来，我又得知杨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是《考古》《考古学报》的编辑，又参与《文物》杂志的编辑工作，大量考古简报、报告，以及《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重要的考古学总论性著作，都经过了他的编辑和加工。在这些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中，有杨先生一支隐性的、不为读者所知的笔。而几年前，在杨先生家中聊天时，我又看到一支感性浪漫的画笔。在他大学时代的一个速写本中，满是文物和遗址的写生，用笔大胆而生动——那是他少年时代的画家梦。

而今，学人的深刻、编辑的严密、画者的敏锐，全都融会在这本《风雅中国》中。书里的文章分为文化篇和艺术篇两个部分，以汉唐为中心，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大到墓葬中整壁的绘画，小到一枚骨针，涉及日用器皿、家具、兵器以及各种图像材料，内容极为丰富。这些短文运笔活泼灵动而言之有物，与那些名为普及其实浮泛浅薄，或装腔作势故作高深的文章截然不同。书中一些篇章看似一气呵成，却每每是作者数十年积累的结晶。如《中国画像砖艺术的轨迹》一文，就是作者长期关注从汉代到宋代的墓葬材料，融会贯通的果实。而全书集中讨论的兵器、美术、家具等专题，正是作者几十年来学术眼光所汇聚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章与作者的长篇论文之间除了形式不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些短文实际上就是将作者原有论文的学术“方言”翻译为平实生动的大众“普通话”。

该书副标题中的“说”字并没有弱化文章的学术价值，如《漫话屏风》等，早已成为研究者屡屡征引的名篇。学问常常就是把一杯香茗，徐徐道来的事情，以《铜博山香炉》一篇为例，此文以刘宋诗人鲍照的诗《拟行路难》开头，点明诗中的“金博山”隐喻闺中哀怨，继而追本求源，说到汉代的诗篇。这时，笔锋一转，又细细勾描出汉代至南朝博山炉的造型与装饰。此间虽然也像考古报告那样介绍器物的尺寸，但着眼点完全不同。作者告诉我们，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铜博山香炉的体高分别是26厘米和32.3厘米，它不但适用于在当时席地起居时置于席边床前，也适于列置帏帐之中”。如此一个看似寻常的句子，使得两件器物从考古报告中一跃而出，回到了彼时的生活环境中。文章最后又回到鲍照的诗行间，作者从历史与考古的角度证明，诗中所谓“洛阳名工”云云，纯属用典，而与刘宋一朝的生活无关。如此一来，古诗中幽暗的侧面，就被考古学的光焰所照亮。这短短千余言，将博山炉写得有形有体有质感，而贯穿首尾的诗文，则如缭绕的香气，自由穿插在炉体的金丝银线间，虚实相映中，确实还原出了那早已逝去的风雅。

这本书中还谈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如：象棋中的“炮”字为什么写成“砲”？为什么隔他棋而越取敌子？古代的镜子如何安放和收藏？椅子是怎么出现的？这些问题均十分细小，像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但在作者的引导下，复行数十步，便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大天地。读杨先生的文章，读者自会有类似奇妙的感受和联想。

前几天与杨先生通电话，谈到考古报告的写作，他一再强调越是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写成的报告，越具有生命力。我想，杨先生在编辑和阅读那些考古报告时，态度定然相当审慎严谨。在外人来看来，这些工作可能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中开掘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与活跃的才情。这些思想和才情在另外辟出的一块田地里抽芽，生根，开花，结果，便有了这册《风雅中国》。

本文作者：郑岩